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粟裕回忆南昌起义失败林彪开小差逃跑

2013-03-09 16:11|军事网| 编辑: | 点击: 次 | 我要评论()


  就在掩护大队撤出武平战斗时,我第一次负了伤。一颗子弹从我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,当时我只觉得受到猛烈的一击,就倒了下来,动弹不得,但心里却还明白。依稀听得排长说了一句,“粟裕呀,我不能管你啦。”他卸下我的驳壳枪,丢下我走了(这个排长后来自行离队了)。当我稍稍能动弹时,身边已空无一人。只觉得浑身无力,爬不起来。我抱着无论如何要赶上队伍的信念,奋力站了起来,可是身子一晃,又跌倒了。只好顺着山坡滚下去,艰难地爬行到路上,却又滑到了路边的水田里。这时,有几个同志沿着山边走过来,帮助我爬出水田,替我包扎好伤口,又搀着我走了一段路,终于赶上了部队,当看到朱德同志在石径岭战斗中的英雄形象时,受到很大鼓舞,增强了战胜伤痛的力量。



  在朱德同志的指挥下,经过武平和石径岭战斗,我们疾速进入赣南山区,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兵。真正的英雄

  自从蒋介石、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,乌云笼罩着天空,全国一片白色恐怖,反革命势力无比猖撅。在这黑暗重重、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,我们这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,在江西境内,赣南山区,边打边走。我们从武平经筠门岭、寻乌、安远、三南(定南、龙南、全南)等县境,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。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,困难愈来愈多,情况也愈来愈严重。我们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,但一路上经常遇到地主武装、反动民团及土匪的袭击和骚扰,特别是三南地区地主土围子和炮楼很多,不断给我们造成威胁和损耗。为了防备地主民团的袭击和追踪,我们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,专在山谷小道上穿行,在山林中宿营。此时已是十月天气,山区的气温低,寒冷、饥饿纠缠着我们,痢疾、疟疾一类流行病折磨着我们。更重要的是,大革命失败之后,全国革命处于低潮,南昌起义军主力又在潮汕遭到失败。在这种情况下,革命的前程究竟如何?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否还能坚持?我们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,究竟走向何处?这些问题,急切地摆在每个起义战土面前。


  严酷的斗争现实,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。那些经不起这种考验的人,有的不辞而别了,有的甚至叛变了。不仅有开小差的,还有开大差的,有人带一个班、一个排,甚至带一个连公开离队,自寻出路去了。其中也有一些人后来又重返革命部队,继续为革命工作。我们这支队伍,人是愈走愈少了,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。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,离队逃跑,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,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,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。

  在这难以想象的时刻,我们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,真是象青松那样挺拔,象高山那样耸立,他们坚决率领这支革命队伍,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,成为整个部队的中流砥柱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,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。当然,有些同志也可能走上井冈山,但作为一支部队是不可能保存下来的。

  我们的朱德军长,在向西转移的过程中,总是满怀信心地走在队伍的前面。虽然大敌当前,处境险恶,他却神态镇静,无所畏惧,始终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,尽力教育部队和掌握部队。他经常在基层军官和士兵中,一路行军,一路给大家讲革命道理,指出革命的光明前程,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和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。在旧军队里,官兵上下之间等级森严,生活待遇悬殊。但我们看到身为军长的朱德同志,却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简朴生活,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,一样穿灰色粗布军装。行军时,他有马不骑,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,背着背包,有时还搀扶着伤员、病号。他的一言一行,深深地感动着大家,对稳定军心起了极大作用。大家不仅把他看作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,而且简直看成是我们这个革命集体的好“当家”。

  这时候,在师、团级政工干部中,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同志了。他挺身而出,积极协助朱德同志带领部队。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。那时候他来到部队不久,上下关系都很陌生,职务也不很高,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,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。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,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。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,陈毅同志完全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,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。后来我们知道,南昌起义时陈毅同志正在武汉,是武汉军政分校党的负责人。八月二日他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,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,急赴南昌。但当他克服沿途阻扰到达南昌时,起义军已于前一天全部撤走了。陈毅同志又不顾一切艰险,日夜兼程向南追赶,闯过了沿途军阀部队、地方民团的盘查和搜捕,终于在临川、宜黄地区赶上了正在进军中的起义部队。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亲自分配他到号称“铁团”的主力部队七十三团去当指导员,并笑着对他说,“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,你不要嫌小。”陈毅同志爽朗地回答说:“什么小不小哩!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,只要拿武器我就干。”后来陈毅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曾说:“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。我来部队也不久,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,十月初就垮台了。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。过去在汉口的时候,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:皮带,皮鞋、皮包、皮鞭、皮手套。当兵的对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:‘在汉口、南昌是五皮主义,现在他来卖狗皮膏药,不听他的。’失败后,到了大庾(今大余),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,要走的都走了。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,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,所以我才开始有发言权了,讲话也有人听了。”回想起来,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,也正是从信丰、大庾开始的。

  陈毅同志首先对那些悲观动摇、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。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,其中包括七十三团的七连连长林彪,来找陈毅同志,表示要离开队伍,另寻出路。而且还“劝”陈毅同志也他们一起离队。他们说:“你是个知识分子,你没有打过仗,没有搞过队伍,我们是搞过队伍的,现在队伍不行了,碰不得,一碰就垮了。与其当俘虏,不如穿便衣走。”陈毅同志坚定地回答说:“我不走,现在我拿着枪,我可以杀土豪劣绅,我一离开队伍,土豪劣绅就要杀我。”陈毅同志更严肃地告诫他们:“你们要走你们走,把枪留下,我们继续干革命。队伍存在,我们也能存在,要有革命的气概,在困难中顶得住,个人牺牲了,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。拖枪逃跑最可耻!”陈毅同志的这一席话,不仅痛斥了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行为,而且充分表达了他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革命到底的顽强决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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